没资源, 谈什么“努力就能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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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不起眼地夹杂在徐晓冬、马克龙和其他八卦热点中间,却迅速抓住了我的神经:“号称两百年不通婚,福建两村庄今和解”。前几年媒体也有类似报道,由于争夺水资源械斗、乃至发毒誓世代为仇,永不通婚的习俗在中国一些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足见资源对一地的历史人文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作为维持农业运转的基础,水是农民的命,是地方主政者追求GDP的前提,争水源就是争生存权,才会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上世纪80年代,由吴天明导演、张艺谋主演的电影《老井》上映后引发极大反响。电影演绎了西北地区农民祖祖辈辈围绕着“打井”,被缺水、贫穷、死亡诅咒,大历史中的个体牺牲一切只为一口井水的故事。
 
张艺谋饰演的主角孙旺泉所在的村子和邻村因为一口井的使用权引发械斗,双方几百来人扛着农具拼杀,场面惊心。为了打井,孙旺泉的父亲、弟弟死了,二爷疯了,他被迫迎娶的女人成了寡妇,而他放弃了爱情。一切取舍,都为了水。生存被逼退到最后一道防线,舍命抗争就是必然。
 
在人与环境的抗争中,有时要争自然资源,有时要争社会资源、教育资源,无论哪一种稀缺都直接影响着生死。“穷是因为不努力”论近年来很是风靡,将个人责任架在摆脱贫穷的首要位置,以致出现仇视穷人的倾向。穷人被认为懒惰、愚蠢、苛刻、不储蓄、容易陷入恶习,因此在生存线上挣扎。可是,这些看法一点也不可疑吗?
 


 
“生存”这件事已经穷尽穷人所有的力气


 
如果不能理解这句话,不妨看看NHK纪录片《穷忙族》。主角们像旋转的陀螺,像蒙上双眼拉磨的驴,既不能储蓄以扩大再生产,也不能“赎身”。不论体力劳动者还是坐在写字楼里的芸芸白领,在两眼一抹黑只知道糊口这件事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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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纪录片《穷忙族》
 
美国女记者芭芭拉曾隐藏自己的博士学历,深入底层劳动者中调查,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我在底层的生活》一书。穷人为什么不储蓄?为什么不让孩子接受教育?为什么越穷越生?为什么经常换工作?为什么愿意同时打三份工,却不愿深入学习一种技能?真相是,要作出“符合常理”的选择,首先要拥有选择权,而穷人往往没有。
 
芭芭拉举了一个例子:女招待日薪40美金,打算搬入每晚40~60美金的汽车旅馆,芭芭拉很惊讶,何不直接租一个月租500美金的公寓?女同事回答:“我上哪儿弄一个月的租金跟押金去租公寓?”问题来了,为什么不能找家人或朋友先借一笔,难道以前没有储蓄?但总之,也许社交圈同质化,女招待无法通过借钱来租公寓。
 
“只看当下”的思维在其他底层劳动者身上同样存在。很多人打两三份工,过度劳累很容易导致病痛。但生病也会不请假,这意味着收入减少;更不敢去医院,这意味着额外开支。他们更热衷于讨论哪种止痛药能缓解疼痛。因为收入低,只能租更偏远地段的房子,每天花费几小时上下班,白天工作下班带孩子,没有接受再教育或学习一门技术的时间和精力。这些穷人与“懒惰”无关吧,为何拼尽所有的力气,只能勉强为生? 
 


 
第一桶金,和选择权的丧失


 
诚然,富人和穷人都可以拼努力。不同的是,穷人只能拼努力,富人还可以拼资源,比如“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不局限于财富,也包括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等。在美国女记者芭芭拉的调研经历中,她之所以不必像女同事一样租汽车旅馆,是因为有1000美金的“原始积累”打底。
 
这两天京东发布第一季度财报,刘强东衣锦还乡史再次被八卦。他曾发微博表示忘不了18岁从老家离开去北京上大学时,身上背着的76个茶叶蛋和500元钱。这“第一桶金”是父母亲戚与全村乡亲七拼八凑的,他在校期间做各种小生意,有赔有赚,也才有今天操盘一个企业的可能。从村立学校到县重点,再从县重点到人民大学,他的个人努力不能否定,但第一桶金是前提。
 
放眼世界,由于资源稀缺、社会政策、国家利益争端导致的结构性贫穷,可能比不努力、懒惰导致的贫穷更多,也更严重。除了饥饿和流离失所,致贫习惯的蔓延更可怕,它会内化为DNA代代遗传,固化为“穷人思维”。
 
《贫穷的本质》作者班纳吉与迪弗洛曾深入贫困人群最为集中的18个地区调研,发现穷人有三个问题:第一,对认知范围之外的东西偏见太多。第二,不做远期规划;第三,缺少有效的避险工具。非洲饥民为什么不注射防疟疾的疫苗?一是缺乏教育,不理解疫苗的重要性。二是忙于谋生琐事,无限期拖延。
 
恶性循环出现了:不了解疫苗的功能——不能评估患上疟疾的风险——不能理解患上疟疾对人一生的长远影响——最后患上疟疾——花费金钱和时间医治——耽误生产和劳作——陷入贫困。
 
我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患上疟疾,但非洲穷人这种辛勤劳作的“战术勤奋”和排斥风险管理、没有长远规划的“战略懒惰”,你是否似曾相识?思维惰性也算是“贫穷的本质”之一吧。
 
然而,思维惰性不能怪穷人本身。2013年,哈佛大学穆来纳森教授主导了一项资源稀缺状况下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发现穷人和过于忙碌的人有一个共同思维特质,即注意力被稀缺资源占据,引起认知和判断力下降,忙于追逐稀缺资源时忽视了更有价值的因素。换言之,穷的时候,人的智力和判断力会下降,导致生活不断陷入失败。
 
你无法和芭芭拉那些热衷于研究什么药可以减轻疼痛以便继续工作的同事们,探讨如何储蓄、如何投资、如何学习技能、如何寻找新的机会,他们精打细算于每一个面包的价格标签,担忧着明天还有没有地方住,而社交圈的同质化加速恶化了这种困境。
 
“选择”需要空间,至少要大于自身的温饱条件,否则由于选项太少,选择就会失去意义或造成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让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人请假“学习一技之长”,后果可能是下个月就得睡大街。
 


 
 
穷人的努力,争的是“选择权”


 
知识改变命运绝不是一句套话。它不只意味着接受教育有机会实现阶层流动,更意味着知识储备数量增加之后让人的思维方式也得到改造。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即使最贫困的地区也不会放弃教育。
 
穷人如何获得更多资源?
 
首先是制度。没有公平的教育、医疗、社保、户籍和廉洁的执政,一切无从谈起。以更公平的税制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以更公平的教育使每个人有机会脱离蒙昧,以更开放的公益援助制度,使愿意让渡权利和财富的人释放善意。其次是教育,知识层次的提升和社交网络的拓展之间可以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带来各种意想不到的资源。
 
我来自农村,见识过很多目光短浅的人阻拦孩子上大学,千方百计劝孩子回农村种地娶媳妇生娃。有些人顶不住压力回去了,更多的人在坚持。尤其是这几年,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的自由流动,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能通过手机了解到世界的面貌,如今很多农村的年轻人价值观天然高于上一辈人,这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那些从农村出来在城市读书的孩子,大一时还青涩木讷,大二开始从内到外都是机灵活络的现代青年了,开阔的视野锻造的思维方式将为他们启动更好的人生选择。
 
穷人如何摆脱贫困?
 
现实中,很多人选择用婚姻完成阶层流动。此前我写过一文,提到过祁同伟的“攀高枝”。抛开道德评价,通过婚姻来“资源对接”不是不行,但需要和配偶文化程度和三观完全合拍,否则离婚甚至一生不幸福也是在所难免。
 
综合来看,个人努力最靠谱。要养一门专长,不论体力劳作还是脑力劳作,进入一个领域深耕,做家政要做金牌家政,做汽修要做金牌汽修,写代码要写到高级程序员。最关键的,是建立开阔的视野,拥有一颗勇敢的心。
 
很多时候,改变命运的那一股狠劲儿,来自耳濡目染的家庭教育和自我教育所共同建构的思维高度。有人可能身在底层,但借助知识将心智推向了更高的阶层。心智水平不仅决定着生活状况,也引导着下一代人的走向。
 
比如读书写作的范雨素,为了改变命运离开农村,尽管暂时身处卑微却没放弃仰望星空。而范雨素的女儿成为月薪8000的城市白领,正在走向上一个阶层的路上。范雨素和芭芭拉的女同事本来差不多,是读书写作这件事将她们彻底区别开来:永远怀有梦想,永远敢把双眼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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