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被键盘侠混淆了视线：外资不等于外企

作者：易牟

原创：深眸财经（chutou0325）

外资，就是豺狼？

这段时间，关于丁香园的讨论热度十足。五一期间，偶然在家翻看了一下那一篇挑事的文章和评论，却发现很多人竟然被带了节奏——外资就是豺狼，有外资入股的企业就是外国的代言人。

这，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事实上，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中，有外资入股的绝对不少，且大多还是第一大股东，难道它们都被豺狼控制了么？

但很快，我找到了症结——原来，大部分人对互联网公司的历史和VIE架构缺乏了解，所以被轻易带了节奏。

刚好，五一期间因疫情窝在家，闲来无事写了篇稿子，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一、互联网企业，为何“含外量”高？

在这之前，先给大家讲几个八卦。

1998年，马化腾和张志东等几个同学创办腾讯，并在次年开发出了OICQ，也就是后来的QQ。

随着用户迅速增长，服务器的负载一次次濒临极限，但由于没有商业模式，没有收入，他们掏空了家底，甚至靠倒卖电脑赚差价、帮政府开发网页，但赚来的钱压根不够维持QICQ的运转。

马化腾决定卖掉腾讯，找到张朝阳，想把QQ以50万卖给他，张朝阳一口回绝，说你这东西能值50万？找到丁磊，但丁磊也看不上，接着他又找到了雷军，雷军呵呵一笑拒绝了。

几乎所有接触过马化腾和曾李青的人都表示“不理解腾讯技术和无形资产的价值”，有的则提出只能按“有多少电脑、多少桌椅板凳来买”，当现金流几乎断绝的时候，几位创始人不得不四处找朋友借钱，当马化腾提出能否用腾讯股票来还债时，他们都婉转拒绝，甚至有一位还慷慨的说：“你真的没钱了，不还也可以，不过我不要你的股票。”

一直到2000年4月，马化腾修改了6次商业计划书，用40%的股份，从IDG和盈科数码(小超人李泽楷)那里拿到了220万美元，渡过一次危机。当2000年底它再一次山穷水尽时，南非一家叫MIH的公司入股，让腾讯挣扎熬过了生死线。

相似的故事，还发生在阿里巴巴、网易、搜狐、360、新浪、携程、bilibili、知乎等公司的身上。

比如，马云曾被37家VC拒绝，四处借钱给员工发工资，直到蔡崇信的加盟，才凭着人脉打动了高盛，拿到了500万美元。随后，又是日本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的几次输血，才让阿里熬过了初创期。

再比如，张朝阳回国创办搜狐，由于国内没有一家投资机构，他又只能返回美国找钱，但也一直碰壁。绝望之下，MIT媒体实验室主任尼葛洛庞蒂和斯隆管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给了他2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让他有了启动资金。

周鸿祎也是一样，做了几十份计划书，才终于以25%的股份在IDG那里换来了200万美金，让3721成功活下去，赚到了第一桶金。其余如百度，也是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才在美国拿到120万美元的融资。

是它们不想拿国内的钱吗？

并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国科技公司很少能拿到银行贷款，而民间资本对互联网企业的认知也十分有限，没人愿意轻易掏钱“受骗”。

这种窘况，一直到2012年依然存在。当时，程维从阿里离职创立滴滴，却一直烧钱，挣扎在生死边缘，一连见了30几个投资人，依然没有找到融资，眼看就要倒闭，当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主动找上门时，程维一度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子。

由此可见，早期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生存尤为艰难，它们拿外国的钱纯属迫不得已。就拿丁香园来说，也几次碰到资金链紧张的危机，整整半年没发出工资，三个创始人把自己的房产做抵押去银行贷款，却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杭州市科技局担保，才顺利贷到了100万。

如果算上百度、腾讯、阿里、携程等公司的间接投资，那么目前国内大部分优质科技公司，都有外资的影子存在。

二、掌控权在谁手里？

那么，这些公司被外国人掌控了么？

并没有。

一方面，境外的VC机构基本是纯财务投资，看中的是套利空间，无意干预公司的正常经营。

比如投资阿里巴巴的软银和投资腾讯的MIH，从入股开始就从来没对两大公司的经营和决策进行过干预。过去几年，软银和MIH都进行过大量套现式减持，将早期风险投资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金流。

早期，马化腾在向盈科、IDG、MIH等公司融资时，还一度担心创始人团队失去控股权，但后来发现VC机构们对此毫无兴趣。

被带了节奏的丁香园也是一样，据说其在公司最困难的时候，创始人李天天还咬牙拒绝了一家VC的投资，他担心签订那么多协议会让丁香园失去自我，直到后来接触到更多的投资人才明白，那些条款很正常且大多数不会发生，为此他还特地买了箱苹果去这家VC登门道歉。

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大多施行“同股不同权”制度，创始团队有能力将将公司牢牢握在手里，外资对其的影响微乎其微。

以近期曝光的京东为例，创始人刘强东虽然持股13.8%，但是有76.1%投票权。阿里巴巴也是一样，实控权一直牢牢被抓在合伙人团队手中，退休后的马云和蔡崇信也仍然以永久合伙人的身份对公司有投票权。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VIE架构的存在。

前面我们说了，早期互联网公司都是从海外拿投资，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拿到的海外投资想要把它转回国内用于经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为，我国是禁止或限制境外投资者在一些领域投资的，比如电信、媒体和科技等产业。依据中国1993年的电信法规，互联网涉及到通信传播，更属于敏感行业，如果有海外资金参与，那么它们压根拿不到相关牌照。

由此，VIE架构应运而生。

它的操作一般是这样的：所有股东先是在海外成立一个境外公司，通过这个境外公司再在香港设立一个全资壳公司，然后再由这个香港壳公司在国内设立一个或多个境内全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再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协议，来控制境内的经营实体，并通过这些经营实体开展具体的业务。

开创这一模式的是新浪，它的原理和本意就是通过一系列变更公司主体和注册地址的方式，最终让公司在美国完成上市。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很大BUG，其实在变相帮助互联网创业者维持对公司的掌控权，那就是VIE架构的合法性问题。

事实上，VIE架构从来没有得到中国监管机构的正式认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灰色地带。也就说，早期为了支持国内的科技企业融资和崛起，国内监管方对VIE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是容忍，而不是赞同。

这就导致了，外资更不可能插手国内互联网企业的经营，因为法律上不承认。比如马斯克可以一声不吭突然宣布收购推特，但想染指微博，那趁早收了这个心思，收购之日就是钱打水漂之时。

综合来看，别说外资无意当那个豺狼，就算是想当豺狼也没有机会，从投资的那一刻起，安静等互联网公司上市套现，是它唯一能做的事情。

三、外资，广泛存在

这么一解释，可能有些人就要问了——你这意思是，互联网行业是在“用外资服务中国用户”？

还真是。

目前，除了互联网，包括金融、生物医药、教育等很多对外资有限制的行业都在用VIE架构。就以瑞幸为例，前些年一直大规模烧钱补贴，年轻人中流行一句话：“用外国人的钱，请中国人喝咖啡”。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再到一般行业100%对外资开放，我们国家对外资一直是持以欢迎态度的。一直到今日，外资入华仍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也是各省市招商引资的重头戏，很多园区专为外商而设立。

它的本质，是希望借由外资给中国注入了新活力，用外国人的钱办中国人的事。就以特斯拉来说，它在上海建立超级工厂，不仅带动了国内新能源车产业链的发展，更是起到了鲶鱼作用，刺激了国内车企在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崛起，抢占产业高地。

在资本市场上，外资也是一个重要参与方。

在港股、美股、B股上市的公司，从股东构成上看全都有外资入股，而我们最熟悉的A股，在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陆股通的参与下，大多数公司的股东名单中，也都有外资的身影。

远的不说，医药领域的“含外量”就很高。

华森制药被外资控股72.43%，迈瑞医疗被外资控股57. 24%，而其余如云南白药、以岭制药、步长制药、华润三九等等，这些公司的股东里外资占比都不低。

难道，它们都被豺狼侵占了么？

并没有。

反而，这段时间中概股（主要是互联网公司）在美股遭受政策打压，阿里巴巴、京东、百度、蔚来、携程、拼多多、贝壳等公司，60日跌幅普遍超过20%。

如果外资占股就是影响和控制企业，那么美国资本市场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反而要推动其资本力量与中国企业脱钩？

归根结底，是不想让自己的资金为中国企业所用，不想再花自己的钱帮助中国企业发展。

由此可见，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公司，我们都应该客观，不能捕风捉影，从片面的认知来给某个企业或这一类企业定性。

四、“键盘侠”思维不可取

写了这么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关于外资入股，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个中曲直，很多人心里其实是有谱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轻易的被一些粗陋信息所带节奏呢？

我突然想到一个段子。

2020年，在《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张博洋曾经讲过一个特别火的段子，原话是这样的：

在网上，有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我们崇洋媚外的标准好像在逐渐降低。以前，只有觉得国外一切都好的人，我们才说他崇洋媚外，现在变成，只要觉得国外有任何可取之处，我们就说他崇洋媚外。

上个月，有一个医生发表了一个观点，说小孩的早餐应该吃肉蛋奶不要喝粥，被人骂上热搜，说肉蛋奶是外国的食物，吃肉蛋奶就是崇洋媚外。

看完我都懵了，因为头一天晚上，我吃的就是红烧肉、松花蛋和双皮奶，吃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原来我吃的是顿西餐！

真的搞不懂，而且就算肉蛋奶来自西方，你骂这位医生又有什么立场？你自己，打开苹果或谷歌公司开发的手机系统，通过专利至今属于澳洲政府的WiFi技术，把辱骂性文字发送到由蒂莫西·约翰蒂姆·伯纳·李教授开发的互联网上，发送内容居然是批评别人崇洋媚外，这么抗拒现代的文明成果，你为什么要当键盘侠，你去当算盘侠呀！

本质上，这都是随着国力的上升，公众朴素爱国思想的表现，拳拳爱国之心值得肯定。但是，这种“算盘侠”的思维却是一种固步自封，自我限制之举。

师夷长技以制夷，重要的从来都是掌握工具的人，而不是工具。

以互联网公司为例，它作为科技时代下最不可或缺的产业之一，是一股把中国带进科技强国、数字经济强国的重要力量，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多增量的创新经济模式，是为经济注入更多活力和发展潜力的赋能者。

同时，疫情冲击下，各大互联网公司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比如，阿里巴巴首创了健康码，成为后疫情时代防疫的一大关键性工具；百度的轨迹地图、医典、辟谣频道等，给普罗大众提供了最便捷的功能；这次被人攻击的丁香园，其绘制的疫情地图被高频使用，地图模块、详细数据、疾病常识、辟谣、线上问诊、个性化日报等功能，一度被很多人当作了解疫情动态的权威信息，成为科学防疫的一支重要力量。

《吴子兵法·治兵》中有一句话：“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将外资和豺狼画上等号，太过于武断且毫无根据，对它们也太不公平。堡垒往往是先从内部被攻破的，靠一些捕风捉影的东西，就搞出一套阴谋论断出来的，往往非蠢即坏，关键时刻，我们更要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

五、结语

关于互联网企业历史和VIE架构的介绍，此文只是冰山一角，每一句“一笔带过”，对于当时的企业来说，都是一场惊涛骇浪。

我们应该欣慰的是，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以及国内VC/PV机构的增多，这些年国内生物制药、互联网、高端制造等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大为改进，被迫接无奈接受外资的情况也大为减少。

未来，随着科创板CDR上市的进一步推进，以及VIE架构境内上市的放开，大批优秀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也将不再为上市发愁，公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企业的发展，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场完美的“约会”。